思考的盲点:(2) 政治需要不是硬道理

作者:黄盛

 

编按:近日,身兼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内地法律学者王振民在由基本法教育协会等多个机构举行《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经常攻击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港人是「花岗岩头脑」,「打开民族伤疤」,「纠缠过去」。[1] 认识历史或尝试对历史作出判断是「纠缠过去」、「花岗岩头脑」吗?如果是的话,《批判香港》一书内大半的文章都应该作废!批评人家的历史是学识,批评自家的历史则是「纠缠过去」或标签为「攻击中央」?作为法律学者,王振民先生真的认为这说得通吗?有香港网民这样回应:「与其搅尽脑汁去箝制香港人,何不先解决问题的源头?… 仔女唔认你,你都唔去谂下点解?」[2] 曾经有本网站读友批评香港人不理性,但观乎思考理路,Yahoo HK 的香港网民显然比王振民先生合理得多。香港问题的源头或新中国问题的源头不就是 (厘清) 历史 (的) 问题吗?本文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

 

历史图片

 

一:需要 vs 道理

 

强奸犯有性欲和暴力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但强奸显然不是硬道理;不解自明!

政治所需的也不 (一定) 是真理。因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也不一定是「硬道理」。问题当然是怎么样的发展,包括发展的内容、发展的方向和所要付出的代价等等。比如主要为萍果组装 iPhone 的富士康,据 Forbes 的报导,「淮安关闭某些学校,让学生可以在富士康工厂工作,而学生每天被迫工作12小时。」[3] 这是 2012 年的报导,但对劳工的剥削持续至今。[4]

这样的「发展」是硬道理吗?

这样的「发展」显然不是硬道理。这样的「发展」是不计「社会成本」,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设计的。对任何一个稍具现代管理理念的人来说,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错得离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自老邓在1985年会见美国企业代表时弹奏的曲调,原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及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又一个乌托邦。这个憧憬又一个乌托邦的背景是另一个政治需要。

1977年搞了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翌年 (1978)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既然此时要开放,显然过去便是一个封闭的国度。封闭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信息封锁,而信息封锁有两个严重后果:一,社会滞后;二,决策失误。

这一切都源于以政治任务 (政治需要的代名词) 为国策的标准,因而服务的对象便不可能是人民了。

 

二:政治需要下的社会滞后

就第一个后果来说,今日的中央政府重复强调温饱也是一种人权。人民温饱当然是人权,但却是最起码的人权;这是一种单纯动物式生存的状态的权利,说得不好听的便仅仅是一种动物生存的本能。如果新中国把数千年来被压抑剥削的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的三十年后所追求的还只是一种动物生存的本能,这显然是个极大需要检讨和反省的问题。各式各样的辩解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

这时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后的头三十年,温饱不是一种人权呢?或者为什么那时候温饱不是「硬道理」呢?

让我们先回答另一个问题:那段将中国社会「还原」至动物生存本能状态的历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到1952年间发动「土改」运动;1950年到1953年间发动「镇反」运动;1951年发动「三反」运动;1952年发动「五反」运动;1955年发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年到1956年间发动「肃反」运动;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1958年到1962年间发动「大跃进」运动 (直接后果是由政治需要定调的「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到1966年间发动「四清」运动;1966年到1976年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1980年在文艺界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

什么是政治需要?

我们用「土改」运动做个例子。

1950年6月召开了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政府只需颁布法令,分配土地,无需发动群众斗争;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辩解的官方定调,但同时亦是法治精神严重缺失的表征。革命者一直都没有「法」的观念,这是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因。李自成式的只懂称王,不识治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诅咒。全民使用支付宝付费也只不过是支节末端,但新中国的人民却乐在其中,陶醉在一千零一夜之中。

国家建立了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内立法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土地分配的问题,本来就是法治社会的合理程序 (所谓的「合理」是在制度内办事;不是「土改」的内容!),何来「恩赐」之说。难道依法获取的利益都属「恩赐」得来的利益?这种说法是明显的诡辩。

以诡辩治国属长治久安之计吗?

美国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笔下的「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是要重新确立新统治者的镇摄地位,并非真的要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天堂」。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因为「土改」的重要内容不在土地分配,而在暴力和血腥。毛泽东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土改」的死亡人数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明。

「土改」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一个阶级敌人的数量。1948 年,中共随便做了个「估算」,如下规定「土改」的打击面: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为 8%、农民总人口为 10%。按这个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出 3000 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觉得」3000 多万个阶级敌人也实在多了一点,于是把打击面缩小到 3% (不包括富农)。以当年 3 亿农民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 900 万个阶级敌人。当时大陆有两千多个县,因此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中共元老之一的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 才能够「达标」。

重新确立新统治者的镇摄地位是毛泽东个人传统帝王性格的一个政治需要。为了满足这个政治需要而不在制度内按原则和程序行事,进而随便「估算」打击面 (阶级敌人的数量) 是为了满足前者的另一个政治需要。这些都不是道理,更遑论是「硬道理」,显以易见。结果却是惨烈的,赔上的是好几代人,以至整个民族,的前途。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十多个政治运动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土改」以及近百年的政治运动培养出一个暴戾的民族性格,为文革的无法无天奠定历史条件!自 1930 年到 1935 年分四个肃反阶段发动的江西苏区反 AB 团的清算运动起,短短的约三十五年间,因政治需要而发动的政治运动达十多个,平均每 2.5 年即发动一个往往绵延多年的践踏法制的血腥的新政治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后的头三十年,温饱不是一种人权的原因;因为那时的政治环境对统治者来说,人民的温饱不是一个政治需要!

更甚的是,政治需要竟然高于法制。

发财可以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民族性格则可能需过百年的修补。[5]

 

三:政治需要下的决策失误

1979年,极端资本主义经济学者米尔顿•弗列曼受憧憬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邀请访华。

为什么?

两个字:通胀!

毛泽东掌权的三十年,价格由国家规定 (政治需要的又一例?),抑制了通胀压力多年。按照共产党宣传大员的口径:通胀是资本主义的瘟疫,而共产主义成功地消灭了通胀。邓小平上台之后,极度贫穷的社会显然不但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成功,更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权力。倾向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意识到中国社会必需开放才能解决两个难题:中国社会的贫穷和共产党的治权。

但老邓同时明白,社会一旦开放,政府必须松绑,价格一浮动,多年人为地压抑的通胀必然如山洪暴发,不可收拾。这个时候,弗列曼的出现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学术方面,弗列曼以研究通胀和消费者行为闻名;大众文化方面,弗列曼于 1968 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政治方面,弗列曼兼任朗奴•列根的美国总统选举经济政策高级顾问。当然少不了1976年获得的诺贝尔奖。

对于一个封闭的国度来说,对外的窗户就是名人的光芒。[6]

访华期间,弗列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银行官员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会上,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官僚对美国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粗略而简单的「认识」:「凯恩斯学派主张通胀,弗里德曼则反对通胀」。[7] 出席这个闭门会议的中国银行官员和共产党官僚似乎对弗列曼一直以来都在传播自由市场 (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福音没有半点的认识;拉丁美洲国家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亦不可能了解。

往后的事情便都成为历史。

1989年的所谓「六四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共产主义」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当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一方面解除规管,让资本横行,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继续控制,不让人民参与政治改革,结果便是在资本下被剥削的劳工与在政治上被禁发声的年青人和大学生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挑战中央的权力 (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 或争取人民应有的权力 (从人民的观点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让资本横行的道路,即最劣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今日所谓的「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这个名称来自廿世初的美国幽默作家及杂耍剧场演员威尔•罗杰斯 (Will Rogers)。他的其中一个名句是:「我不会开玩笑。 我只是看着政府办事,然后报道事实。」(I don’t make jokes. I just watch the government and report the facts) 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涓滴经济」的廿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版本。今日开口「宏观经济学」,闭口「GDP」的中国首席+高级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这个游戏吗?

在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制造一个又一个让国人翘首以待的乌托邦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

过去大窝饭,今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去打土豪,现在匆忙制造及歌颂土豪;过去走「共产主义」,今日走敌人的「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对不起,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还是走回头路,不是吗?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总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呢?

原因实在简单得可怕:政治需要!

因此决策不断失误。

 

四:政治需要 vs 社会价值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可怕的现象,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往往将政治需要等同社会价值。这是非常严重的错失。「价值」这个概念,放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有不同的含义。譬如所谓的「经济价值」通常用于对比所谓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代表顾客方愿意为资产支付的最低金额,而经济价值则代表顾客方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笼统地理解,即不再准确地说,经济学中的价值指价钱或等同价钱一类的东西。这个例子应该足够点出及强调「价值」并非一个可以随便使用的一个概念。

再进一步说,政治价值涉及政府组织及管治的原则,以至政府与政府之间建立关系的取向等等;其间少不了权力和控制的内容。

社会价值则位属文化和社会脉络,涉及的是社会行为的理想性原则、规则或标准,通常的价值用语是「对」、「错」、「好」、「坏」、「(不)/容许」、「(不)/接受」,都在道德范畴之内;譬如性取向的自由、言论自由、宗教或无宗教自由、对动物权利的尊重等等。我们通常用这类价值观的有无来评定一个社会的自由及开放程度。

这里立即便见到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尽相同,而且可产生矛盾。举个例子即能说明个中情况。一个开放的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取向是言论自由,但一个以上帝之名实施统治的神权政府为了强化治权便必须坚持一条亵渎神明罪。在现代社会,亵渎神明罪通常嵌入诽谤法之内;譬如加拿大刑法第 VIII 部,第296节便有「亵渎神明的诽谤罪」(blasphemous libel) 一条。[8] 很多时候,政治需要源于对权力的掌控,因政治需要而提出的政治价值则往往是对一个自由开放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否定。

政治需要不仅不是硬道理,搞不好更可能是硬道理的背叛者!

一个仅按政治需要运作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

回顾一下那些以政治运动为纲的年代便可以见到一个又一个决策上的失误和一个又一个人民的悲剧。

今日中国的统治者还在按政治需要进行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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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虎新闻:王振民批纠缠过去,不愿承认香港回归 「攻击中央者是花岗岩头脑」(东方日报),2017年11月18日。

[2] 同上。

[3] Forbe: Apple’s New Foxconn Embarrassment (Susan Adams): Chinese press reports also say that some schools in Huai’an closed down so that students could work in Foxconn plants, and that students reported being forced to work 12 hours a day

[4] The Guardian: Life and Death in Apple’s Forbidden City (Brian Merchant):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jun/18/foxconn-life-death-forbidden-city-longhua-suicide-apple-iphone-brian-merchant-one-device-extract;2017年06月18日。

[5] 两个事件可以见到今日中国人的性格有多暴戾,起因都来自「小心」两字。一次在内地坐地铁:站内一名男子一边回头跟一大妈远距离谈话,身子却一直往前冲,差一点便撞在我的身上;我轻声地说了「小心」两字,他即他妈地连声开骂!一次从内地坐飞机回香港:下机后踏入穿梭巴士,后面一名男子上车,背后的一个大背包狠狠地撞上我的胸口;我同样轻声地说了「小心」两字,他亦同样连声开骂,说要照顾孩子云云!请不要跟我说两件事代表不了今日的中国人。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很多,报载的例子更多不胜数!如念咒语一样地喊着「和谐」口号,社会便会自然地和谐了吗?

[6] 今日的中国,还有一个喜欢邀请诺贝尔得奖者来华的惯性动作。

[7] Cato Policy Report: Vol.XXXIX,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7。

[8] The Canadian Criminal Code (R.S.C., 1985, c. 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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